“完粮纳税,天经地义。”这是我国千古不易的道理,但在21世纪初被取消了,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们,无不额手相庆。
大集体时代的生产队里,年满十三岁的小孩就有资格出集体工挣工分,按大人们的说法:孩子能自己养活自己了。父母终于松了一口气!
每个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各一人,出纳会计各一人,保管员一人,记工员一人。集体工除了被允许出去搞副业的,留在生产队按人数多少分成几组,百十口人的分为两组,每组一个组长。农活随季节而定,主要分为点工和包工两类:点工就是组上的社员大家一起去做工,每天每人工分的多少按男女区别和年龄大小来评,谁的工分评多少,基本上是队长说了算;包工就是某一项工作先估算一下多少工分,然后由哪些人去做,不规定时间长短去完成。
做点工的工分是规定死的,反正一天到晚大家早工、上午工、下午工一起做,做多做少做好做坏都一个样,跟着磨洋工混日子就行了。做包工就不同,承包的人都拼命努力地干,力争尽快早点完成,工分会多得多。做包工的大多是一些青壮的男劳力,老弱妇孺一般只能做点工了。
其中送公粮就属于包工的一类,与其他包工不同的是,无论是谁都可以去送,只要你挑得起,凭自己的力气大小挑就是了。
送公粮是在“双抢”的八月一日之后,而且一般安排在上午散工后中午的休息时间,按每百斤十分算工分。
时值正午,秋老虎很是厉害。队长一声令下,全队的劳力都来到队里的仓库里,自己能挑多少就在箩筐里装多少,这比平时做点工要划算得多。
我们生产队离一渡水公社粮站是一条近两公里的山坡路,那时没有公路通车,上岭下坡物质运输全靠肩挑。送公粮的社员几十个挑着公粮,每个人都大汗淋漓,队伍蔚为壮观。
挑到粮站后,工作人员首先要检查稻谷的质量,一是要谷粒饱满,十粒五双;二是稻谷必须要晒得干燥。如果有稗谷,就必须将稻谷重新过风车车干净;如果太湿润,就必须把稻谷倒在水泥地或晒垫上摊开晒干,然后才可以过秤。
也有因为粮站工作人员太过于精致而与社员产生矛盾争吵的,但最后吃亏的十有八九是社员。如果社员不按粮站的要求去做耍刁的话,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有可能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帽子而受到批斗的。
公粮过秤后,每个人还要挑一担化学肥料回队里。来的路是下坡还好,回家的路都是上坡路,那就吃亏多了。但这是那时的日常劳作,再吃力也必须干。
实行联产承包之后,公粮也就自然分到了各家各户。我所在的杨立大队的总公粮是一十六万一千斤,我们铺里生产队人口和稻田只有全大队的二十分之一,而公粮却占了全大队的十分之一,一万六千一百斤,这完全拜当年虚报产量、好大喜功大搞浮夸风的生产队长所赐。而我家六口人分的田又刚好要送公粮一千六百一十斤,占全大队的百分之一、生产队的十分之一,因为太凑巧,所以至今还记得。
刚开始搞单干那年我才十七岁,但因为父亲在外教书、弟妹还小,母亲和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力。送公粮的时候,全家大小五个人一个也不落下,父亲那时正值壮年,又吃得苦扮得蛮,每担都在一百五十斤以上,我和母亲每担百十斤的样子,弟弟才十岁,妹妹才七岁,也都多多少少挑一点。回家的时候,也必须要挑一担化肥的,弟妹则随手带些其他的东西。
前前后后,送公粮要费四五天的时间。因为我一家人都诚实,公粮质量是一等一的好,故而从来没出现车谷晒谷之类返工的事。
送完公粮后的这晚,父母一般会把伙食安排得比平常日子要好,像过节一样,比如杀一只鸭子、一只鸡来犒劳大家。
父亲的血酱鸭做得格外的好,酸水、嫩姜、青椒、山椒的味道和在一起,每每让我吃得肚子发痛,我怀疑我的胃病就是这么得的。
后来我转正成为公办教师,我的那份田退了,我家少交了六分之一的公粮;后来弟弟也转正为公办教师了,我家又少交了一份公粮;再以后,农业税全免了,种田人再也不要挑着稻谷汗流浃背地去送公粮了。
来源:新宁新闻网
作者:蒋双捌
编辑:许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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