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粮纳税，天经地义。”这是我国千古不易的道理，但在21世纪初被取消了，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们，无不额手相庆。

大集体时代的生产队里，年满十三岁的小孩就有资格出集体工挣工分，按大人们的说法：孩子能自己养活自己了。父母终于松了一口气！

每个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各一人，出纳会计各一人，保管员一人，记工员一人。集体工除了被允许出去搞副业的，留在生产队按人数多少分成几组，百十口人的分为两组，每组一个组长。农活随季节而定，主要分为点工和包工两类：点工就是组上的社员大家一起去做工，每天每人工分的多少按男女区别和年龄大小来评，谁的工分评多少，基本上是队长说了算；包工就是某一项工作先估算一下多少工分，然后由哪些人去做，不规定时间长短去完成。

做点工的工分是规定死的，反正一天到晚大家早工、上午工、下午工一起做，做多做少做好做坏都一个样，跟着磨洋工混日子就行了。做包工就不同，承包的人都拼命努力地干，力争尽快早点完成，工分会多得多。做包工的大多是一些青壮的男劳力，老弱妇孺一般只能做点工了。

其中送公粮就属于包工的一类，与其他包工不同的是，无论是谁都可以去送，只要你挑得起，凭自己的力气大小挑就是了。

送公粮是在“双抢”的八月一日之后，而且一般安排在上午散工后中午的休息时间，按每百斤十分算工分。

时值正午，秋老虎很是厉害。队长一声令下，全队的劳力都来到队里的仓库里，自己能挑多少就在箩筐里装多少，这比平时做点工要划算得多。

我们生产队离一渡水公社粮站是一条近两公里的山坡路，那时没有公路通车，上岭下坡物质运输全靠肩挑。送公粮的社员几十个挑着公粮，每个人都大汗淋漓，队伍蔚为壮观。

挑到粮站后，工作人员首先要检查稻谷的质量，一是要谷粒饱满，十粒五双；二是稻谷必须要晒得干燥。如果有稗谷，就必须将稻谷重新过风车车干净；如果太湿润，就必须把稻谷倒在水泥地或晒垫上摊开晒干，然后才可以过秤。

也有因为粮站工作人员太过于精致而与社员产生矛盾争吵的，但最后吃亏的十有八九是社员。如果社员不按粮站的要求去做耍刁的话，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有可能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帽子而受到批斗的。

公粮过秤后，每个人还要挑一担化学肥料回队里。来的路是下坡还好，回家的路都是上坡路，那就吃亏多了。但这是那时的日常劳作，再吃力也必须干。

实行联产承包之后，公粮也就自然分到了各家各户。我所在的杨立大队的总公粮是一十六万一千斤，我们铺里生产队人口和稻田只有全大队的二十分之一，而公粮却占了全大队的十分之一，一万六千一百斤，这完全拜当年虚报产量、好大喜功大搞浮夸风的生产队长所赐。而我家六口人分的田又刚好要送公粮一千六百一十斤，占全大队的百分之一、生产队的十分之一，因为太凑巧，所以至今还记得。

刚开始搞单干那年我才十七岁，但因为父亲在外教书、弟妹还小，母亲和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力。送公粮的时候，全家大小五个人一个也不落下，父亲那时正值壮年，又吃得苦扮得蛮，每担都在一百五十斤以上，我和母亲每担百十斤的样子，弟弟才十岁，妹妹才七岁，也都多多少少挑一点。回家的时候，也必须要挑一担化肥的，弟妹则随手带些其他的东西。

前前后后，送公粮要费四五天的时间。因为我一家人都诚实，公粮质量是一等一的好，故而从来没出现车谷晒谷之类返工的事。

送完公粮后的这晚，父母一般会把伙食安排得比平常日子要好，像过节一样，比如杀一只鸭子、一只鸡来犒劳大家。

父亲的血酱鸭做得格外的好，酸水、嫩姜、青椒、山椒的味道和在一起，每每让我吃得肚子发痛，我怀疑我的胃病就是这么得的。

后来我转正成为公办教师，我的那份田退了，我家少交了六分之一的公粮；后来弟弟也转正为公办教师了，我家又少交了一份公粮；再以后，农业税全免了，种田人再也不要挑着稻谷汗流浃背地去送公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