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名雷青秀，1914年10月4日出生在一个叫做茶坪的十分偏僻的瑶族山村里。这个山村地处湖南、广西交界，解放前土匪经常出没。

　　与她那个年代妇女一样，她不认得一个字。母亲个子很矮小，大概只有一米四五左右，这也与她那个年代的妇女一样。

　　我母亲有一个同胞兄，也就是我舅舅，名雷支修，生于1910年，年轻时爱好赌宝，吃过鸦片，人很黑瘦，戒烟后恢复健康。还有一个同胞妹妹，就嫁在本地。我母亲有堂兄弟有4个，老大雷支伟，孔武有力，会吹笛子，16岁时父亲英年早逝，与母亲拉扯大3个弟弟；老二雷支建，多才多艺，会木匠、漆匠，懂雕刻和手工制作唢呐，吹拉弹唱样样都会，组建了茶坪桂剧团和木偶剧团，导演排练的桂剧《四水拿缸》在资源县文艺表演中获得一等奖；老三雷支近，能修房子，善做马鞍，嗜酒，爱好唱戏，唱花脸；老四雷支利，铁匠，也爱好唱戏，善演旦角。

　　用我家乡人的话说，我母亲上半辈子命不好。我母亲外家本来家境殷实，家有田亩千石，日子过得很不错。当时社会混乱，富裕人家就时常被强盗算计。1930年，我母亲出嫁的当天晚上，强盗段吉林一伙入家抢劫，打斗中死亡两人，一为我家去接亲的轿夫，一为我母亲外家的伙夫，嫁妆钱币全部抢光。按照乡里的规矩，我父母后来承担了被打死的接亲轿夫父母的赡养和送终。这个土匪头子是湖南城步人，他后来被抓，因民愤极大，被他残害过的人用刀割他的肉，把他活活割死。

　　我母亲出嫁后，她外家还遭到过土匪抢劫。解放前的一天，强盗邓子非一伙入家打劫，因家无现银，就捆绑了她哥哥雷支修，带到不知何处，施以非人折磨，把两只大母指捆在一起，从中间打入竹签。家人只得卖山田，用几百块银元将他赎回。因为多次遭遇土匪，加上我外公和雷支修舅舅父子俩都爱赌宝，到解放时，她外家已经家徒四壁，被划为贫农。

　　舅舅雷支修1974年给公家看牛时不慎跌倒，右肩架骨脱臼，请了湖南深冲跌打医生石镇山医治，但他不能忍受上夹板的痛苦，自己把夹板丢掉，整个右手从肩到手指慢慢干枯，3年后去世，终年67岁。

　　因我父亲在同辈兄弟中排行老四，所以村里比我母亲晚一辈的人都称呼我母亲为四娘，孙子辈则称呼她为四阿姆。我母亲一共生育了13胎，因解放前家里食物严重缺乏，加上山区医疗极端落后，仅养活我和3个妹妹。

　　1957年，我家里房子失火被烧毁，一家人寄居在族叔易福各家里。1959年我父亲43岁去世，当时我最小的妹妹才3岁。母亲一直寡居40年。

　　我母亲十分勤劳。解放前，她与我父亲一起干农活，帮地主种佃田。解放后，我在外面教书，我爱人要做生产队的工，家里的家务活都是她干。在1983年搞家庭责任承包制前，家里要养二三头猪，养一些家禽，还要帮生产队看一两条牛。那时，粮食只够人吃，家禽家畜要靠种杂粮或采野生植物来作为食物，她承当了主要的劳动。

　　她年纪满70岁以后我多次提出要她到外面随我一起生活，但她都没有同意，说是舍不得家里的园土。在她的观念里，有属于自己的园土、田地就是最幸福的了。她一直坚持在地里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直到卧床不起。当时我很担心她的身体，不想叫她搞劳动。医生说，适当的劳动对她的身体有好处，我就只好听任她在地里搞些劳动。

　　我3个小孩都是她帮着照看大的。3个小孩在读初中前，都随她一起生活，晚上都是她带着睡觉。她对小孩不打不骂，小孩过分调皮时，她就扬起手晃两晃，做出要打人的样子，以示警告。小孩都对她感情很深。虽然她没有读过书，但很懂得为人的道理，也很懂得读书的重要性。因为她的教导，我3个小孩为人忠厚诚实，学习都比较刻苦。

　　母亲为人很和气。我家地处湖南、广西两省区交界，门口是条路，广西、湖南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不管什么人过家门口，她都会笑呵呵地招呼别人歇歇脚，喝口水。对沾亲带故的过路人，她会很殷勤地留别人吃饭。她很节省，也很会盘算，所以有人来走亲戚时，她总能拿出点荤菜来招待，虽然量不多，现在看来也很普通，无非就是一二个鸡蛋，一小块腊肉，但当时经常让客人惊喜。

　　我在外面工作，母亲与我爱人带小孩在农村家里生活，她们相处得很好。媳妇尊重孝敬婆婆，婆婆对媳妇知冷知热，经常夸媳妇能干孝敬。经常听母亲夸媳妇的人，既羡慕她有福气，也赞扬她会当婆婆。

　　母亲话不多，但讲话能到点子上，她也懂得很多俗语俚语。过去农村生活艰苦，夫妻、兄弟、邻里之间有时会闹矛盾。她劝解纠纷时，不多说话，只讲两三句俗语俚语，寓意深刻，言简意赅，通俗明白，叫人警醒。有一次，村里有对夫妇吵架，谁也劝不开，母亲劝解道：“老话讲，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你们做夫妻是前世有缘，今生有幸。能干的夫妻吵架是床头吵床尾和，没有吵个不完的。你们吵吵就算了，别真伤了和气。”几句话讲得顺溜又在理，这对夫妻听了，不再吵了。

　　因为早年生育太多，加上经历过太多磨难，母亲身体一直不好。父亲去世早，我对父亲没有尽到孝道，所以我十分孝敬我的母亲。母亲1964年冬50岁时，患上一种周期性的胃病，导致全身疼痛。这种病每年在她生日前后发作。1964年至1969年，我每年都请人把她抬到新宁县人民医院治疗，回转百多里。摸准她生病的特点后，我每年10月初4她生日前遵医嘱买好药，生日前后她开始痛时就打吊针输液3瓶，每天3次服药，消除她的痛苦。后来她这种病由周期性发作逐渐变成不定期发作，我就送她到我工作地的医院住院治疗。通常情况，我在哪里工作，她就在哪里住院治疗。我工作过的崀山、窑市、水头、资源等地，她都住过院。有时她外出治疗不方便，我就请医生到家里为她看病、开药、打针。20多年来，我请到家里为母亲治病 的医生有10余人80多人次。这些医生有些是乡里的，有些是县里的，来给她看病少则要走路30余里，多的要走60余里。母亲久病，我成良医，后来母亲生病我都能开处方了。我就买针剂和口服药回家，请村子里的赤脚医生易忠锐、蒋仲益、伍桂芳等人帮她打针。

　　母亲是旧社会受过苦的人，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很容易满足。俗话说：“三孝不如一顺。”我对母亲讲话总是轻言细语的，总是想法顺她的意。平时吃的、住的、用的，我首先把母亲摆在第一位。我小孩参加工作前，家里较困难，不常吃肉。我家里吃肉时，因她不吃肥肉，我们就把瘦肉汆汤或炖着给她先吃或与我们分开吃。家里小孩都知道，家里有好吃的时，奶奶那一份是要单独分出来放的。但母亲很疼爱孙子孙女，总是把她那一份分出些給小孩吃。

　　母亲病痛33年后，到1996年由肠胃不适转到鼻痛。1997年冬在资源县住院检查，鼻腔内长有肿块，做了切除手术。我要次子光辉把切片拿到桂林医学院做活检。检查结果是鼻内癌细胞三到五级，到了癌症晚期。后来她颈上头上长包包数个，鼻内流白浓汁，有时处于昏迷状态，讲不出话来。亲戚都劝我把母亲送回家，以便她百年后能按照她的意愿入土为安。1998年7月，我们把母亲从医院送回家，我买了30余瓶针剂和大量消炎止痛药回家使用。

　　年事已高加上身体差，母亲于1998年11月10日寿终，享年86岁。我按照农村习俗，给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她的所有子女和亲朋好友都参加了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