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易福位，生于农历1916年8月24日。因为土匪多次绑票祖父，加上祖父去世时丧事大操大办，到我父亲当家时，家境已经十分困窘。

　　解放前我父亲以种佃天为生，田主是外村石田一个姓何的，实际收租的外号名“交者鼓”，她也姓易，但对易家人并不仁慈。种佃田交租有“五五”、“四六”、“三七”、“二八”开，就是指地主收租每石收五斗、六斗、七斗、八斗。种田人能得到五斗的，田主算是很开明的，种田人一般只能得四斗、三斗或二斗。 我父亲每年交租后基本无粮，没有饭吃怎么种佃田呢?就只有向地主“卖新货”一条路，春夏借一石谷，秋收后还4石。还不起就本上翻本，息上加息。当时社会的状况就是穷的穷到底，富的富登天。主要原因就是地主剥削太严重，另外当时产量很低，亩产只有三四百斤。靠着种佃天，父亲和母亲养育了我和3个妹妹。我母亲共生育了13胎，但其他的都没有存活下来。

　　我父亲非常勤劳节俭。在我的记忆里，不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他外出干重体力活，如犁田、耙田、砌田埂、插秧、薅田，每天只吃两餐饭。早晨吃早饭出去种田，晚上回家吃晚饭，中午省着不吃。有时母亲中午为他送饭去，他把饭带回来，晚上热着给大家吃。母亲劝他好几次，他都说习惯了，不吃饭也过得。父亲对我们小孩非常关爱。1958年到1959年，农村遍地办起公共食堂，社员全部在食堂就餐，各家各户无粮开伙。1959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苏修又逼债，下半年过苦日子。16两一斤的秤，每人每天才9两米，每餐3两。按现在十进位的秤，人人都处于饥饿的状态。我父亲还要把饭分一半给我3个妹妹顺方、桂芳、美英吃。我3个妹妹每餐加3钱，父亲每餐吃不足一两米饭。三个妹妹年幼不懂事，又饿得慌，父亲给他们多吃点，她们高兴得不得了。当时我在武冈师范读书，不能帮上父亲的忙。时间长了，父亲非常消瘦，身体差，终于熬不过去了。在43岁那年，也就是农历1959年12月初8日，他在临近的双江大队医疗室治病时离别人世。

　　根据农村风俗，人在外面去世，死尸不能进屋。当时我家的屋被火烧了，也没有屋。族人把我父亲从双江大队医疗室接回，放到村里的水田里进棺，举行简单的葬礼。送葬的村民在食堂吃了2两米饭，抬着我父亲登山安葬。我父亲去世时，没有棺木。当时买棺材没有钱，只有借。我满叔易福柏到处借，走了两三天，借了四五个村子，最后在一个叫巴源树的村子里找到同族人易敬春家，借到一副棺材。所借棺木欠账，到我师范毕业回家教书后才还清。我父亲亡故时，我在武冈师范读书还未放假。当时通讯设备差，要到区公所打电话，很难通；写信要半个月才能收到。而且那时连写信的人也找不到。据说当时打了电话，我未接到。所以，我不知我父亲去世，未回家端灵牌送葬，由族伯堂弟易敬华端灵牌送我父亲登山入九泉。

　　在父亲去世前一个月，大概是1959年农历11月上旬，我从武冈走路回家看望父母亲。当时包队干部刘叙江看到我回来了，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两斤左右的死猪崽送给我父亲。没有油炒，死猪崽放在锅里煮时烧得红红的，煮熟后一家人吃了。吃完后，我动身去学校，父亲送我送到村外的转弯处看不到我背影时才回转。我与父亲分别时都流泪。放寒假我回家过春节，走到离家还有5里路远的一个村子里，才知道父亲去世了，突然身子冷了半截，坐在地上哭了很久，一直哭着回家。

　　就这样，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