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底，新宁一中发给我入学通知书，写着学费膳食费36元。不用说，我家肯定没有钱供我上学，如何是好?

　　接通知后我首先央求叔伯劝我父亲送我读书，我父亲说：“我想送，伢崽读书读得，怎么不想送呢?想送，可没钱怎么送呢?”

　　知道了父亲的态度，暑假我主动和父亲商量钩松油卖钱进一中读书。钩松油就是割松脂。我们自家土改时分到的山上，有二三百蔸松树，树不太大，但可以开钩了。上山割松油要有路，我和父亲首先在山上砍路。砍好路后就刮树皮开钩。那时人们钩松油不懂得用容器盛着，只知道割片油，就是每天在树上钩一钩，油流在树上凝固后，到树上去敲，敲下来一片一片的松油和零星的松油。

　　但自家的松树太少，钩的油卖不了多少钱。当时，族里有个远房姑姑嫁到邻村，姑爷名叫李顶葵。这个姑爷解放前在湖南广西交界处的一个村里帮地主种庄房田。所谓庄房，就是有田、有土、有房。所谓种庄房田，就是为地主种田的佃户有屋住，要耕种田地，要管护山林。1950年土改时，这个庄房全部分给他。

　　这位姑爷分得的庄房山上有松树六七百蔸。听我读书不错，家里无钱送不起，李顶葵姑爷亲自对我和我父亲说：“我庄房里松树全部送给你们钩油，不要你们一分树蔸钱。”于是我和父亲花了7天时间砍路、打树皮，8天后开工。我每天都穿着短裤，打着赤膊、赤脚上自家的山上和李姑爷的山上钩松油。因为树多，钩15天左右收片油二三百斤。我和父亲用篓子或箩筐装着松油，挑到离家20余里的崀山松脂站卖。油价每百斤7元，收一次油可以卖钱15至20块。整个暑假期间，我收松油3次，收入60多元。我拿40元去学校报名缴费读书，给家里留20元备用。由于我60来天打赤脚在山上钩油，脚板结了一层又硬又厚的茧。入校一个月后，脚板的厚茧才慢慢地剥落。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很多人给过我无私的帮助，这个李姑爷就是其中一个。他们让我这辈子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这个李姑爷看重读书，重视教育，他的后代很有出息。他的孙子李传中曾在广西两个市担任过军分区司令员。与他爷爷一样，李司令乐于助人，退休后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多方奔走，跑立项，找资金，协调征地，协助地方政府修通了到我们村的公路，实现了父老乡亲的夙愿，在家乡口碑很好。

　　1956年底1957年初，我读完一个学期的书后回家过寒假。正月12日，是个晴天，能走路的大人小孩都上山打猎去了。我也被大队会计赵焱秋喊去大队排练搞宣传。邻居家烘烤小孩抱裙失火，把自家的屋和我家的屋烧了。等我下午回家，只看到屋场处一大堆黑炭还没有烧尽；谷仓地基上烧完了的谷子还现着火光，一闪一闪的。因为村子的人基本外出，两个屋烧个精光。我家只捞出两床被，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救出来。

　　本来家里就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无法继续上学。我想了很久，对父母说：“我还是要读书。”父亲很是无奈，说：“我们家屋都烧了，住房没有，粮食没有，你去读书哪有钱啊!我们村落后，有文化的少，我村赵会计是连山村调来的，出纳也是外村的。据说乡政府早想要你当会计，你今年也19岁，莫读书算了。”

　　我当时对读了书能干什么也不太懂，但知道祖祖辈辈没有读过书，经常吃亏，因此读书的决心很大，一心要读书。我想，全国解放了，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有政府在，车到山前必有路。

　　在开学前的第三天晚上，我一晚没有睡着，在想怎样解决学费问题，最后想出个借钱的办法。开学前第二天的早上，是正月十五，天气十分冷，我吃了早饭后到菜园边的棕树上剥了四张棕皮，包着双脚套着草鞋去临近寨子找大队干部借钱。当时大队管财经的主任是兰中云和雷炳光，他俩看到我便说：“敬超，你包着棕包脚套着草鞋，来这里有何好事?”我说：“要借钱读书。”两位主任没有犹豫，说：“你有这么大的决心读书，你要多少钱，我们大队借给你。”我借到了25元报名入校。后来，雷炳光老人成为了我的亲戚，我的亲妹妹易顺芳嫁给他大儿子雷玉长，不过那是后话。

　　正月16日交费入学后，我把家境向班主任刘敦棉老师反映，班主任听完我的情况后说：“我帮你向学校报告，申请助学金。”学校领导根据我的特殊情况，评给我一等助学金36块。

　　1957年春季入校后，学生爆发流行感冒，开始每个班三四个人发病，很快发病人数达半数以上，不到三天，全校各班都倒床了。县委、政府和县人民医院，采取紧急措施治疗，一星期后大多数学生基本恢复正常开始上课，而我和一些体质差的同学，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才恢复健康。

　　那时我自己挑米去学校，每逢双周回家挑米一次。从家里到学校60余里，我在新宁一中读书三年，挑烂一担小细箩，肩上磨出厚厚的肉茧。每次回家都是上完星期六的课才走，从不请假，动身回家已是下午四五点，走到家都是凌晨了。那时野生动物多，迷信也比现在厉害得多，走在路上经常听到各种各样的响声和叫声，很害怕。多次惊吓，胆子反而更大，听到有响声和叫声，我都要停下来听仔细或去看看，弄清楚不是鬼才继续走。几年走夜路的经历，练就了我的胆子。因为从未碰到鬼怪，也使我成为了一个无神论者。

　　双周星期天我回家挑米，单周星期天我就去捡卖一担毛柴可以买到3个大月饼。饼里面糖多，很甜很好吃，但我只买过一两个吃。我把钱用块布紧紧地包着，放到内衣袋子里，生怕掉了。到我初中毕业时，我身上还有现金40多元。这40多元钱后来在我到武冈师范读书过苦日子时派上了用场，饥饿难耐时用来买东西吃。用布包钱放到内衣里，这个习惯我直到我小孩参加了工作我才改。

　　在新宁一中读书期间，我第一、二学期在学校寄宿。为省费用，第三、四学期在校外寄宿，住在离校不远的建路街的一位老奶奶家里。老奶奶姓石，是从离我老家不远一个叫深冲的村子嫁到县城的，五六十岁的样子，消瘦，背驼着，丈夫与小孩没有与她一起住，空着两间漆黑的木装房，窗子很小。刚到她家时我很拘束。老奶奶看到我很勤快，帮她做事，还帮她捡柴，很是喜欢我，把我当亲人对待。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大儿子的同事带了他爱人在我家玩，他爱人看了我写的这段往事，说这个老人可能就是她奶奶。经反复查证，很凑巧，她真是这个老奶奶的孙女。

　　第五、六学期我又回到学校寄宿。老师看到我家里经济困难，而我为人忠厚老实、成绩好，就把我安排到老师的食堂搭餐。我在饭前饭后和业余时间帮助大厨师做些事，如洗碗筷、打扫卫生等。大厨师姓陈，是水头乡人，慢慢地我和他结成好友。我参加工作后还常和他往来。那是老师是编席吃饭的，用公筷夹菜，常有余菜，大厨师就留给我吃，因此，我在学校寄宿没花什么伙食钱。

　　我进入新宁一中时编入新生41班。我一进校，班主任刘敦棉老师就把我的情况向全班做了介绍，团员选我当团支部书记，我任班团支部书记直至毕业。当时的学校团委书记姓何，只比我大两三岁，对我的工作很肯定，我工作后我们经常接触，他现在仍然身体硬朗。

　　我每学期成绩全班数一数二，而且年龄较大，为人老实，工作大胆，敢于独立开展工作，学校很满意。1959年上学期，我们同年级5个初中班即将毕业，学校研究决定保送我读中专。学校领导和老师都知道，我读高中考大学是个好料子，但家里经常非常困难，受家里条件限制，就决定保送我到中专读书。

　　当时一中校长李修清、班主任刘敦棉老师开始打算保送我学医，因为他们认为我身体差，学医适合。但我听别人说学医要解剖尸体，有点不愿意。因此我跟班主任老师说不想学医。过了两天，学校领导和班主任刘老师找我谈话，要我学师范，保送我去长沙一师学习。开始我不懂师范是什么意思。校长李修清说：“到师范学校读书3年毕业后教书。”我说：“教书好，去长沙太远，还有近点的学校么?”

　　校长说：“近点的师范学校有湖南武冈师范。保送你去可以么吗?师范基本不要钱，很适合你的家庭情况。”我很高兴，同意了。于是学校决定保送我入武冈师范深造。

　　在我读初中期间，班主任刘敦棉老师对我帮助很大，他教我语文，对我十分关心，爱生如子，我一生难忘。我师范毕业教书后，常去看望刘老师。我县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没有推行火葬。刘敦棉老师住县城，买木头不容易，到70多岁时尚未办好棺材。我牢记老师恩情，1978年代买了棺材运至崀山中学，刘老师叫人从中学运到家。刘老师及师母都非常感谢我，说我讲义气。其实，这与他给我的恩情相比，不算什么。1959年上学期放暑假前，学校办完了保送我读武冈师范的手续。至此，我艰难完成了我的3年初中学业。这时，我已经21岁。

　　1980年后，政府实施“希望工程”、“春蕾工程”等助学工程，一副题为“我要读书”的小女孩照片唤起了国民对助学工程的广泛参与。当时我看了这幅照片，联想到当年求学的困苦，十分欣慰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助学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