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十年前一九八二年的九月底，原是民办教师的唐光涛老师（也是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考上了平江教育学院，眼看就要去进修转正。这样一来，他任教的乜山小学就缺了上课的老师。

其时刚满十八岁的我，因为理科成绩的一塌糊涂已辍学一年多，于是跟着舅舅学了一年的泥水工，清水墙砌得很是精致的了。而作为教书匠的父亲，生怕祖上已经教了四代书的祖业在我这一代断了气，于是趁着唐老师去进修的这个空档，与区教育办的领导讲好话，让我去乜山小学代课，每月工资三十六元五角。

双江河从高冠山发源，呈大“几”字形贯穿一渡水镇。家乡杨栗村就处于这个大“几”字形中间隆起的高地上，山寒水瘦，土地贫瘠，特别怕干旱。北接光安村，南临三渡水，绵延八九公里。东向上坡要爬岭，西向下坡要下岭。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后来的我用方言编了几句话，招致了本村人的一片“唾骂”：

有女莫嫁杨栗岭（岭，方言读“两”），鸡公呷水望天上。上岭出气不赢（赢，方言读“洋”），下岭提脚不赢。下不了三滴雨，泥浆平裤裆。晴不了两三天，到处灰尘铺炕……

如今当婚年龄还单身着的村里汉子，就怨我当初这几句段子坏了全村的名声，扬言要来找我算账。

因为地形狭长，人口很是稀散，故而难以集中办学。政府于是在位于全村中间位置的栗木寨（听说本应该叫“立母寨”的，因为杨再思要跟着堂兄杨再兴出去打仗，就把母亲和妻儿们安立在这里，并修了寨卡。现如今村名叫做“杨立”，我是觉得很没有来由的。而我私下里把它叫做“杨栗”，窃以为从前这穷山恶水的岭上，应该有很多的杨柳树和板栗树，这多少还说得过去。）办了完小。为了照顾边缘院子小孩的上学，在最北面的湾里弥陀庵和靠南面的乜山各办了一个班的一年级。乜山只是我们杨栗村的一个组，乜山小学于是就近收了伞家冲、乜山、大塘冲、寨子塘等几个组的适龄儿童读一年级。

国庆假最后一天的下午，我的老班主任唐光电老师来到我家，说是我父亲“通过关系”要我去乜山代课。他代表栗木小学文华贞校长来转达，并把学校的两只钥匙递给了我。接到这个信，当时的我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惊喜，因为在这前一年，我参加了大队（现在的村）民办教师的招考而落第、参加公社电影放映员的选拔而被刷、参军体检时因为身高体重不达标而被拒之门外……自以为这一生没有吃国家粮的命，也就对去代课提不起兴趣和精神来。但那时我确实是个“乖孩子”：文革刚结束不久，一家人还没完全从唯成分论的阴影中走出，父亲能争取到这机会，实在是天大的面子了。为了不拂了父亲的意，第二天一大早，背着母亲给我准备好的被窝油盐米之类的生活用品，外加一把二胡、一套《金陵春梦》，向离家六里外的乜山走去。

二

对于乜山，我并不陌生。读小学、初中时学校勤工俭学的学农基地，就在乜山。而在这个学农基地，留给我的阴影让我至今还心有余悸。

每周的星期六（不像现在这样的每个星期有双休），学校为了贯彻“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老师们会安排我们带着劳动工具去学农基地参加生产劳动。十来岁的我们还没有锄头把高，力气自然小。虽然锻炼得多，但挖红薯、栽橘树、收玉米之类的体力活干起来还是非常的吃力。偏偏我那时一副营养不良、弱不禁风的样子，偏偏那时的我正处于备受歧视的年代，偏偏我又学习成绩还过得去却很不受待见，偏偏我又嘴多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临时代我们课的赵老师，看我一锄头挖下去还没有两寸深，很不屑的对我说：“你这个样子，文又文不得，武又武不得，以后只能去讨米！”同学们听了后都笑得东倒西歪。

这句话一直刺激我到现在！

也怪不得赵老师这么说我，其实这之前我母亲也说过同类的话：“别人生儿子高兴，我生儿子是伤心。我儿子长大了，只怕招郎（当地方言：入赘的意思）都没地方去。”叹息之后，就用衣袖擦起眼泪来……

也怪不得母亲这么说，因为那时农村人最渴望的是跳出农门吃上国家粮，哪怕是当上一个零时工人或民办教师都是令人艳羡的。要跳出农门，只有当兵、升学和被招工，而这三条路，当时都是把我们这类人堵在门外的。所以，赵老师的“去讨米”和母亲的“招郎没地方”，都是很符合我当时实际的话。

从家里雷家湾出发，经蔡家岭、四房头、栗木寨，顺路遇见去栗木学校读书的学生。到了唐家岭时，却见两个六七岁的小孩背着书包往乜山的方向走。按理说，唐家岭的学生应该去栗木学校读书的，这两个小孩怎么反方向走呢？

我猜测着这两个学生是去乜山读书的，就主动向他们询问。这一问不打紧，他们竟然是唐光涛老师的一对儿女：大的是七岁的女儿唐慧英，小的是五岁的儿子唐猛。我吃惊之下，回想着唐老师在我读书时不歧视我这一特殊的“恩赐”，很是亲热的与他俩攀谈起来，唐猛虽然年小却很是健谈，听说我是他父亲的学生，更是高兴。原来，唐老师见他两兄妹太小，只好带在自己身边读书。我也不说我是去代他们课的，只是说着与他们父亲的交情，套着近乎，一路有说有笑的来到了学校。

到了乜山小学门口，只见十来个流着鼻涕、穿得五花八门的六七岁的小孩，在校门口的小空地上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地玩着。我放下物件，取出钥匙打开教室门，惹得唐猛大惊：“蒋老师，原来是你来教我们了！”其他的学生一听，也就都惊奇的围拢来，“新老师来了、新老师来了”地欢呼着，并很有礼貌地喊着“老师您好、老师您好！”——这一叫，曲曲折折地一路下来，我就被人叫了四十年！

湾里的学校办在庵堂里，栗木小学办在四房头的李氏祠堂里。这乜山学校，却是新修的，大概四十来平米的一座瓦房分为两间。靠西的一间十来平米作为老师的住房，房间里摆了一张小床，一张办公桌，墙角一口小灶，给老师做饭吃。三十多平米的教室的东边，是一棵双生而高大挺拔的银杏，西南的路边也是一棵合抱的银杏。

傍东的一间作为教室。教室的墙壁没有粉刷，透着光和风。靠西的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下面摆放着十来张双人桌。学生不到二十个，见我打开教室门，他们乱哄哄进入教室，很自觉地拿出语文书，“上、中、下，人、口、手”叽里呱啦地读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上讲台，没有经过任何教育教学的培训，也没有备课。我在房间里寻找唐老师旧的备课本，以便依葫芦画瓢，却找不到。过了一会儿，课间休息的时间到了，早读的学生走出教室，来到前面的空地上玩耍，跳绳的、玩泥巴的，互相追打的，什么都有。很快就要到上课的时间，我什么准备都没有，情急之下，我努力回忆着小学时老师教我的情形，拿着课本走进了教室。

教室里很安静，学生们打着背手恭恭敬敬地坐在座位上，十多个学生坐成两排。唐猛才五岁，最矮，和另一个也很矮小瘦弱的同学坐在第一排。我拿着语文书进了教室，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就按花名册点起名来：李满英、李晓玲、李军、李仁群、赵冬英、李满香、唐猛、何月华、李小松，李令军、何青华、李瑞香，李桂兰、曾令军、曾令飞、何思香、何小丽……这些学生很是听话，每当叫到自己的名字，就站起来高叫一声“到！”我这才知道与唐猛同一个座位的小男生叫李仁群，班长是李满英。

因为是半夜摘黄瓜，我就问唐猛：“你爸爸教到哪里了？”唐猛打开书本说：“教到这里了。”我一看，应该教“山、石、田、土”了。

我们的小学老师是没有教过我们拼音的，故而我们分不清“三”和“山”“早”和“找”的读音。我在小黑板上小心翼翼、很工整地先写好这四个字，再用红、黄、蓝彩色粉笔标上声母、韵母和声调，带着他们 “山sh-an山，大山的山、乜山的山。”地拼读了起来。

接下来就带着他们进行笔画书空：“山，独体字：竖，竖折，竖。”再接下来就抽学生或认读、或上黑板上书写，这都少不了叫上唐猛，想不到小小年纪的他读得字正腔圆，更是写得一手非常工整的楷体——他完全继承了乃父的遗传基因，兼之乃父严格而规范的教育。

教完这四个字，也就快下课了。

第二节我说上数学课，内容是二十以内的加减法。我虽然理科成绩差，但四则混合运算还奈得何。学生们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二十根小木棒，按加减移动着，结果也就很快出来了。

第三节我说上音乐课，学生们欢声雀跃。但没有音乐课本，我就凭着记忆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歌词写在黑板上，然后一字一句地带着他们唱，然后拉着二胡让他们跟着唱……

第四节课上，我把语文和数学都布置些作业给他们做，并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写字力求工整和坚决不允许抄袭别人的，不懂的地方，我就巡回检查着教会他们怎么做。

第五节课我安排说：“做好作业的交上来给我检查，检查完的可以到教室外面去玩，但不能因为想早点完成而把字写潦草。”这话一出，学生们立马行动起来。因为人数少，我完全可以当面一个个地给他们批改。唐猛自然是第一个走出教室去玩的人，他刚走到门口，还不忘转回头，一副得意的样子，向还没做完的同学做着鬼脸。

放学后，学生们背着书包各自回家去。

放学后我做好饭吃了，拿出《教学大纲》找出本子来备课，接着排好周一到周六每天的五节课，只编排语文、数学、音乐、体育、自习，再编好作息时间，然后就没什么事了。

这乜山虽然与我是同村，离我家也只是半个小时的路程，但当时的老师们都是周日的晚上就要到校、周六的下午才能离校的，我也就很自觉地住在学校没回家。这放了学备好课后无事可做，甚是无聊。虽然这里也有同学，但那时似乎不像现在这样，同学之间互相有着深情厚谊。再者这个时段是秋收时节，他们也都外出做事，没时间来陪我这个闲人，我就拿出《金陵春梦》躺在床上看了起来。

三

看了大概两个来小时的小说，门口传来“呕吼、呕吼”的叫声，原来是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在“逗引”着我——我起了床来，看着这个长着圆嘟嘟脸的小男孩，互相攀谈了起来。

这个小男孩就是何林华，十一岁，刚好和我弟弟一般大，在栗木小学读四年级。他家就住在东边离学校十来步远，放学后没事，就溜达到这里。见又来了新老师，就做着鬼脸向我打招呼，他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人。

晚饭后，我在房间里拉起了二胡，何林华听到后又来了，接连又来了认识和不认识的一些人：李中放、李焕宁、李焕红、李中生、李中校、李焕庆等等，有初次见面的，也有熟悉的老面孔。

一来二去的，大家就熟络了，我这里的饭菜，大家也就非常的随意，甚至于“胡来”。

应该是阴历九月的某一个晚上吧，几个人又围在我这间小房子里。这晚的月亮格外的明亮，中放说：“你有手电筒，我们照鱼去。”林华说：“我也去！”其他人散的散了，也有人说：“等下照回来就煮了吃。”

我拿着手电筒，中放拿着捞鱼的兜网，林华提着小桶。我们先沿着大塘冲池塘边的水沟而上，一路就有了不小的收获。到了大塘冲水井边，那鱼在电筒的光线下直直的一动也不动。我素来有捞鱼打虾的爱好，就叫中放拿着手电筒，我来捞鱼。我从边上把兜网轻轻放下去，把鱼慢慢赶到边上，然后急速往上一提，鱼就被捞进网里了：鲫鱼、哈宝鱼、长巴公、小泥鳅，什么的都有。把鱼倒进林华提着的小桶里，高兴得他“嘻嘻嘻嘻”地笑。

又返回到乜山田塘中间和山脚柏树边的水井边，如法炮制地捞下来，小鱼仔就有了三四斤。

打着手电一路回转，惹得狗一阵阵的狂吠。到了学校，果然还有几个人等在那里，我说你们怎么还没睡？是一直在这里等么？难道真的今晚还要吃了么？焕宁说：“都像你那么傻，在这里干等？狗叫了还不知道你们回来了么？鸡呷叫鱼呷跳，今晚不吃明天鱼翻白了就不好吃了。”于是几个人又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顺手捡来门口的银杏果烤着吃。

林华的妈妈在喊了：“林华你还不回来，明天不读书了么？”林华看着活蹦乱跳的鱼，喉咙蠕动着，怏怏地回家睡觉去了。

四

这年我虽然十八岁了，胆子却是特别的小，在女孩子面前更是不敢直视。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大塘冲虽然只有几十户人家，却盛产美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何氏十大珠”：月珠、明珠、龙珠、玲珠、良珠、满珠、爱珠、群珠、金珠、小珠，一个个都长得花容月貌、玉润珠圆。但那时的我风情未解，眼巴巴的看着她们一个个花枝招展的飞来飞去，心里虽春波微澜，却丝毫不敢有非分之想而越雷池半步。以至于后来很多年后，听说其中有一颗“珠”对我很有点想法、而我却过于腼腆而错过，我因此而后悔了很大的一段时间。

而我形象最深的，是住在学校前面不到十米远的我的同学李中校的姐姐，名字叫做李青云的。

因为是同村，与她小学和初中肯定在栗木小学同校读书，这之前，与她肯定是见过面的。但那时的男女同学不像现在，就是遇到了互相对视都不敢的。她应该比我低一个年级，又时隔多年不见，故而印象不深。

某一次，与她遇见了，分明见她脸一红，就扭过头去。而我也是只是瞟了一眼，就赶紧移开目光，更谈不上互相打招呼了。那之后的三个多月里，这样的遇见虽然有很多次，却都是像第一次的情形一样。

她应该和我是同年，虽然同是十八岁，但男女的差异是很大的。这时的她长得婀娜多姿，体态娇美，错落有致的了。而我似乎还是个懵懂少年，在女孩子面前满脸的羞涩。每到晚上，就听见她在放肆地唱歌，亦或高声地大叫。我问来陪我睡的林华：“她怎么每晚都这样子？”林华说：“你不知道我哪里知道？”

她的妹妹晓玲也在这班上读书，两个弟弟也时常在这里玩泥巴。妹妹李英美三四岁的样子，十年后她读初中时成了我的学生，我就问她：“教过你姐姐，现在又教你了。你还记得十年前我在你家后面的学校教过书么？你家那年杀过年猪我还在你家吃过‘状头肉’呢。那时你姐姐为什么每晚唱歌和高声大叫道那么晚？”英美回答说：“好像还记得您。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那样，她发癫！”这时，我已为人父，李青云也早已为人母了。

也因为这段渊源，我在经历了后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十年后，任教于一渡水中学时，对乜山、大塘冲这几个组的学生格外的照应，以至于其他的学生对我颇有微词。

五

重阳过后，天气一天冷似一天，林华就时常来陪我睡。一盏煤油灯下，他坐在一边做作业，我在一边备课，也加强自学，因而补上了拼音这一课。等李青云的歌声和叫喊声停止后，我们才能睡下。

在看学生的作业时，赵冬英的组词没几个对的，又满是错别字，她因此而没少挨我的巴掌和教鞭。有幸灾乐祸的学生说：“老师，她是‘胆子痛的没加法’的妹妹。”

我奇怪于这奇特的称谓，于是询问这个学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学生回话说：“这事我们这里大家都知道的。她的哥哥有一次因为肚子痛，就写了请假条向老师请假。请假条是这样写的：李老帅，令天我的胆子痛的没加法，请段一天。”我还没反应过来，大家就都大笑了起来。

我要这个学生把他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但我还是没弄懂。直到下午林华放学回来我问起他，在他笑得前翻后仰之后，说明了缘由，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李老师，今天我的肚子痛得没办法，请假一天。

我笑得差点没回过气来，以至于这后来，我一看到赵冬英作业本上的错别字时，就不无揶揄地吼她：胆子痛的没加法，站起来！以至于到现在，还把这件事当做要求学生不要写错别字的案例。

赵冬英同学的学习确实很不怎么样，但她很听话、很认真、也很爱劳动。我不知道那时那样的对她，她是不是觉得是一种侮辱和伤害？而在我，至今想来是一种深深地愧疚，虽然还时常把这件事举例在课堂上。

我不再见着赵冬英已整整四十年。但如果见着了，我一定要与她好好说说这件事，求得她的谅解，给我心灵深处一种莫名的愧疚以弥补。

转眼到了十一月底，天下起雪来。因为天气冷，我有时也星期一的早上才去学校。某个星期一的大早，雪下了一地。我走到唐家岭，远远看见慧英带着弟弟唐猛在前面蹒跚地走着，就快步赶过去。只见慧英背着书包、提着两个用来烤火的小火箱，唐猛背着书包，通红的小手提着装着几块木炭的小袋子。姐弟俩见我来了，很礼貌地叫着“老师”。我对唐猛说：“唐猛，你把书包给我，我背你走。”唐猛开始不乐意，我就把他的书包硬拿下来，提着他往背上一背就往学校走去。

到了学校，几个学生瑟缩着站在教室门口，都提着小火箱。我连忙打开房门和教室门，端出火盆，放上木炭，夹上慧英火箱里的火种亮好火。学生陆陆续续来了，有些学生火箱里的火熄灭了，我就在火盆里给他们再亮好。透风透光的土砖墙透进凛冽的寒风，但学生们还是在很认真地听课和做作业。

周六的下午，地上的雪铺得更厚了。放学后，我对唐猛说：“李仁群是伞家冲的，只有一里远。我先背他，然后再背你。”

三个多月里，只有唐光电老师来检查了我一次的备课阅卷，然后叮嘱我把学生教好。想上什么课、课怎么上，全在我个人的喜欢，更没有什么领导给我下指示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之类的非文化性工作。期末全乡统考，我这个班比中心小学的两个班差了几分，排名在全乡二十几个班的第六。

六

“状头肉”是我们这一带杀过年猪时吃的第一顿肉。那时的农村，每家每户都会喂养一头猪，而且都是土猪，喂的都是红薯、玉米、南瓜等杂粮野草，没掺和半点饲料，肉质自然没得说。那时家家户户经济条件差，每月都难得吃上一顿肉，所以，每个人，特别是小孩子，对杀过年猪吃状头肉是不同一般的期盼。

早在阴历十一月底、晚在过年前，大家就陆陆续续地杀过年猪了。

这天的下午，猛听得一阵猪的嚎叫声，让人感觉到过年的节拍开始敲打起来了。

快吃晚饭的时候，李瑞香来到我的房门口，很害羞的样子，像是要说什么话。我就问她来干什么，她诺诺地说：“老师，我妈妈叫你到我家去吃状头肉。”

我这才明白是她家杀了过年猪了。

她家人口多，四个哥哥姐姐妹妹共七个，再加上父母，算是一个大家庭了。人口多劳力少，他大哥焕红与我差不多大，家境可想而知，往往这样的人家因为粮食少就最先杀过年猪。偏偏他父母非常好客，对我这所谓的老师格外的尊敬，于是就叫了女儿来请我。

我心里自然也渴望着状头肉的醇香，但我还是对瑞香说：“我不去了，你回家去吧，告诉你爸妈，我已经做好饭了。”

瑞香走后不到三分钟，我远远听到她母亲的责怪声：“蒋老师，你这人怎么这么见外？瑞香来喊你了，真的还要我再来喊么？”

再后来我也很干脆，只要有人叫我去吃状头肉，我再也不客气，以免他们再走第二次。

周边的十来户人家的状头肉，我都吃了个遍。

遗憾的是，来年春开学这天，唐光电老师又来到我家，很委婉地对我说：这个学期上面另外派了一个人去乜山代课，你不要去了。你把学校的钥匙给我吧。

我的心顿时像这正月的天气一样的冷下来，也不顾面前是我曾经万分尊敬的老班主任，气不打一处来：我不给，你们去把锁砸开就是了！

七

这之后我也或路过、或家访来过乜山很多次。我是个很怀旧的人，虽然这里给了我走进社会生活后第一次最大的伤害和打击，我还是一如既往地依恋着乜山，毕竟，我教学生涯的第一步，是从这里走出的。

四十年后的今天，临近退休的我又一次特意来到乜山，但不再是走路，而是骑着摩托车。

四十年也算不上什么沧海桑田的，但总算有了一条贯穿全村弯弯曲曲的、三米五宽且硬化了的小村道。从家里到乜山的时间，也缩短到只要不到十分钟。

我来到乜山学校的旧址，那四十来平米的教室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一块野草连着山脚的荒地。村里的栗木小学也早已停办，有谁还留存着弥陀庵和乜山学校的记忆呢？

路边的银杏树还是我四十年前的模样，似乎丝毫没有长大和长高，其他的几棵也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瑞香家的老土砖屋还在，但因为几个兄长重新修了房子搬开了住，又因为多年没加以管理，屋顶青瓦的滑落，好像开了天窗一般，这老房子就如同一个寂寞的老人孤独地留守着。四散也修了几许光鲜的新房，与那些老房子糅合在一起，却总给我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远处旧时的学农基地早已荒芜，冬茅草长得高过人头；曾经捞鱼的水井还在，但没有了小鱼和泥鳅的嬉戏；新修了不少的房子，却不见孩童的吵闹和牛羊的哞叫……

我来到林华的家里，见门开着，就高喊着“何师傅”（林华的父亲曾经是当地很有名气的老木匠），他夫妻俩听见喊声走出门：“蒋老师你来了！”四十年过去，我惊诧于他们还认得我，于是很是亲热地攀谈起来，问起林华，说是一直在外打工，孙儿们也都能挣钱了。我来到中放的家里，患病的他腿脚已是不便，说话也不是很清晰，但思路还是很清楚，儿女去了有着《春天的故事》的远方。“何氏十珠”不知散落于何处，其中之一的满珠，而今成了我故友焕红的遗孀，儿女也在千里之外沐浴着异乡的春风。满头银丝的她，一个人带着孙儿孙女享受着天伦之乐，却怎么也不能让我把她与同学时代的那个妙龄女郎联系起来。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我脑海里萦回着这苍凉悲壮的旋律，行走于田埂之上，伫立于银杏树下，重拾四十年前的记忆，赵冬英们的童音早已远去，而今就算是相见也不一定相识了！告别乜山时，我心底如同打翻了的五味瓶，五味杂陈的同时，似乎又有一种顿悟：也许，世上万物都是如此而已，无论贫贱荣辱，最后都会回归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