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蒋能杰在简陋的工作室。

图为扛着摄像机的蒋能杰。

    2015年7月初，一场特殊的首映式在广州一个放映大厅举行。这是纪录片《战魂》的首映仪式，前排就坐的嘉宾并非耀眼的明星，而是10名颤巍巍的国军老兵，他们大都已年过九旬。这些老兵中，有人戴着帽子，上面写着“中国印度远征军”的字样;有人胸前挂着“抗日英雄”的纪念章;还有人穿着印有“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衫。

　　这部时长86分钟的片子，记录了广州、云浮等地7名国军老兵的抗战历史和当下的生活状况，直看得人热泪纵横，唏嘘不已。参加首映的人们赋予该纪录片更多意义，有人评价道：这是抢救老兵，也是抢救历史，是用影像重现“战魂”。

　　一

　　这部片子的主创和导演是一个叫蒋能杰的年轻人。中等个子，结实身板。社会上，也许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在纪录片领域，异军突起的他，名声很响亮。因为他是一个执着的纪录片坚守者，更是一个佳作迭出的纪录片制片人。

　　1985年，蒋能杰出生于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一个农民家庭，那是一个十分偏僻落后的村庄。

　　蒋能杰的爷爷，是一个老教书匠。1957年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后来的残酷斗争中，不幸辞世。受爷爷的影响，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蒋能杰自幼聪明伶俐，不仅学习成绩出色，也爱思考问题，有自己的想法。2005年，考上了湖南农业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但蒋能杰似乎不太安份，却偏偏喜欢影视拍摄。2009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可他并不安心。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留守儿童。那是在大学图书馆的报刊上看了一篇有关留守儿童的文章，当时对他触动很大。全国有5800万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的生存学习状况，引起了他的思考。

　　说起来，他自己也可以说是半个留守儿童。在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外出打工，只有爸爸一个人在家陪着他。

　　缘于这个，大学一毕业，他就着手拍摄纪录片《路》。他选择的地方就在他老家附近的村小，他试探用镜头冷静的去记录每一个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第一次走进了留守儿童内心的另外一个世界。他们跟他聊父母，聊理想，聊生活等等，但是结果却出乎意料。他说，每当他听到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说，长大的梦想就是出去打工的时候，他都会心如刀绞。他们本该有更好的理想，可是现实却很残酷。为了拍摄和帮助留守儿童，他辞掉工作，回到家乡，用业余时间去给孩子们上课，并且多方呼吁奔走，为学校建造校舍。

　　这年底，经过他和当地老师的努力，校舍终于建立起来了，但是由于交通和待遇的问题，没有老师愿意来这儿上课。学校唯一的老师，一个人同时要给两个年级上课。于是，蒋能杰不得不再次辞职回家，志愿代课。

　　整天跟孩子们一起摸爬滚打，蒋能杰和摄影师蒋平完成了首部留守儿童纪录片《路》，并入围第七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于2010年5月3日在北京宋庄美术馆首次放映。

　　《路》的成功，引起了社会的好评，也更加坚定了蒋能杰做纪录片的信心。其后，他带着他的团队成员一直跟拍，见证了留守儿童学校和家庭的点滴变化。前后跟踪6年，制作完成纪录片《路》的续集——《村小的孩子》，并于2013年9月在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首次放映，荣获观众票选一等奖。其后，又荣获德国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一等奖。该片在广州、深圳、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天津、北京等20多个城市展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014年11月，该影片获得了第三届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的最佳纪录片长片奖。

　　《路》《村小的孩子》两部纪录片拍的是同一批孩子。在《村小的孩子》拍得差不多时，蒋能杰又关注另外一所学校一群初三的孩子，这就是纪录片《初三》的拍摄缘起。如果说前两部纪录片记录的是乡村小学生的生活，那么，《初三》则是记录乡村初中生的生活。“我之所以拍，是因为我接触了很多留守儿童，他们是在很特殊的环境中成长的，父母教育几乎为零，学校教育也不好。我们拍片也希望能让更多人重视乡村教育。我想记录乡村小孩青春叛逆期的变化，特别是初三的时候。”

　　这是一个普通的初三班，全班22个孩子，却有17个留守儿童，占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为了拍摄好这个片子，他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所以在片子中，孩子们早上起床、晚上聊天的镜头都完整记录下来。甚至深入到孩子们的内心甚至隐秘世界，反映的不仅是留守儿童的问题，而是乡村教育的问题。不仅真实，而且深刻。

　　《初三》播映后，蒋能杰荣获《晨报周刊》2014年“城市梦想家”称号。

　　二

　　在《战魂》的首映仪式上，蒋能杰站起身，面对众人，说了几句开场白：“我不是导演，纪录片不导也不演，就是记录，让人看见。我要回归个人，记录老兵的家庭，记录他的过往、现在。”这是蒋能杰拍摄《战魂》的初衷。以《战魂》为开端，蒋能杰计划制作一系列关于老兵的纪录片。

　　早在5年前，蒋能杰在湖南老家拍摄空巢老人时，偶然发现了一群“国军抗战老兵”。这些老兵不仅缺乏经济来源，甚至很多是90多岁的高龄空巢老人，“反右”、“文革”等运动的冲击，更让他们在精神上充满恐惧与自卑。

　　蒋能杰正是被老兵的现状所打动。从2010年开始，在接触了近百名抗战老兵后，蒋能杰及其团队陆续呈现《战魂》《龙老》《我的河山我抗战》一系列关于抗战老兵的纪录片。

　　做这类纪录片是很难的，首先是一些老兵不理解不配合。一位老兵一见摄制组的人问起当年的历史，便立即联想到“政治审查”，一下子恐慌起来，反复地说“当年都已经交代了，你怎么还来问这个?我都已经交代好多遍了”。这让蒋能杰有种难以名状的愤懑。其次是社会部分人不理解，都是国民党的兵，有什么拍的?还有，有关部门也时不时要“看看他在做什么”。但是，这些老兵都已经到了八九十岁年纪，再不抓紧拍摄，他们就老了，甚至不声不响走了。那时再找记录对象，也许更难了。正因为此，他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战魂》拍完，他又拍摄《龙老》，《龙老》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留下的新宁籍国民党老兵龙运松的特殊经历和现状。老人经历过各大战役，九死一生之后回到家乡，又经各种运动的冲击。晚年穷困潦倒，身体也因受伤而千疮百孔，且在精神上充满着惶恐与自卑。还没拍摄完毕，老龙就匆匆逝去……

　　三

　　在影视领域，纪录片是一个赔钱费力而不太讨好的东西。投资很大，耗时特多，几乎没有什么收益和回报。但还是有一些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蒋能杰是其中最执着的坚守者。

　　蒋能杰是地道的“宝古佬”。邵阳旧称宝庆，宝古佬有宝庆蛮子的意思，就是认准的事，几头牛都拉不回来。2009年，蒋能杰和他的朋友摄影师蒋平一起，成立棉花沙影像工作室。这是一家以纪录片制作、图片摄影和项目策划三大领域为发展方向的综合性工作室，主要致力于公益影像制作。

　　在拍儿童纪录片之前，他就立下志愿：“我只想用我的一辈子，去记录我跟拍的孩子们的变化，记录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时代下，孩子们的成长和命运的故事。”

　　但实施起来，却是难上加难的。中国版权意识很差，是很难靠纪录片生活的。蒋能杰说，做纪录片能坚持下来，是因为自己有记录片情怀。是想通过纪录片，去客观呈现一些问题，表达一种想表达的东西，也是自己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所以虽然市场一直不乐观，但总是顽强的坚守。他做纪录片算是比较早的，他的很多朋友做着做着就坚持不住，改做商业去了，因为在这里面很难生活下去。正因为此，所以他很感谢这一路走来鼓励、帮助他，没钱时帮助筹资，帮助推广的人。

　　为了筹集经费，他想了很多办法。一方面，他努力挣钱去贴补，做一些商业的工作，甚至有婚礼拍摄等。再一个就是众筹，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可以筹到部分资金。还有就是拉赞助，主要是一些企业的赞助。有的钱是不能拿的，比如有些政府的钱，你拿了钱它就会对你的作品有干预，你不能反映太多问题，太真实了不行。这同做纪录片的初衷是相悖离的。

　　蒋能杰做的纪录片，有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思考，甚至自己的追求，那就是遵循客观真实。看他的纪录片，一般都是很客观地去呈现，没有任何一个像旁白那样评论性的镜头语言，他喜欢用镜头去说话，让事情的本质去说话，让大家看到，让大家思考。

　　做纪录片虽然辛苦，但沉溺其中，总是苦中有乐。蒋能杰说，我觉得纪录片是我的信仰。我很感谢纪录片，它让我这么多年活得很充实，没有什么迷茫。不，也有迷茫，但没有孤独寂寞，我一直在做事情。感谢它让我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如何看待社会问题。

　　在最近举办的米兰世博会上，蒋能杰荣获年度“米兰世博会之亚洲筑梦人物奖”，以表彰他在纪录片领域的成就。

　　目前，蒋能杰正在后期制作抗战老兵系列纪录片，并筹备全国公益展映，谨以此系列片献给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