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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剑须当振国魂
——徐君虎与龚心印、熊亨瀚在长沙育才中学的日子
 www.langshan.gov.cn 中国崀山网  2018年04月11日

  一

  1919年寒假的山城邂逅中夏秀峰说给徐君虎的一席话,成了徐君虎彻夜辗转难眠的兴奋剂。徐君虎没有即刻找父亲谈要去长沙求学的想法,他要把出去求学的细节和远期规划乃至开销费用拿出一个明确的方案,表明自己七年私塾的寒窗苦读没有付诸东流,同时显示自己成熟到完全可以照应衣食起居,父母完全可以甩手放心让自己远行。他先把想法先跟王楚雄透了底,还请王秀才为自己修正了方案,为保险起见,他恳请王秀才与自己一起去做父亲的说服工作。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徐府的后花园里花香满径,鸟语啾啾,前园的一爿桃林正千花盛绽,粉红、茶红、丹红,层次不同,芳香有异,开的鳞次栉比,引得蜂蝶纷至沓来;中间是一个蓬勃的莲塘,塘中莲叶葳蕤葱郁,时有鲤鱼欢快的跳蹦,逗乐池边依依吐绿的万千柳条不时随风摇摇摆摆;后园却是广西移来的四季桂,季季有花开,香型独特,郁而不俗,雅而不浓。这块花园,成为徐府的

  招牌,花开季节常有县内战友慕名而来,既为赏花,也为访友的良辰。这一天,徐登云送走了几拨生死兄弟,兴致很好,这时还正在后园桂花林里的茶亭里与一帮朋友喝茶。王秀才带着徐士燕走进园去,但他还是要徐士燕在前园候着,听他的叫唤。

  “哎呀,徐爷,打扰你们赏花喝茶了。”王楚雄正是摸清了徐登云喜欢有人捧场的雅兴才进来的。

  “王先生,来来来!你是读书人,来的正好!”徐登云把王楚雄请进茶亭。

  “哈哈,这般佳境,只需将南宋杨万里《咏桂》一诗改一个‘山’字便是恰如其份,不差一分: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园(山)开。”王秀才小试牛刀,就把场面的气氛调和到了极致。

  “好诗好诗!”几个人不住赞叹,“妙妙妙!”

  乘着徐登云的兴致,王楚雄凑近他的耳朵说:“恭喜徐老爷,贺喜徐老爷!如今府上公子立有鸿鹄之志,决意要到长沙去考育才中学,我看,这也是知识救国、复兴中国的唯一途径,何况废除科举以后,这也是走出山城的必由之路!”

  “王先生,难得你有这份心意,我还正为他的人生走向犯难呢!”他突然眼睛一亮,极度兴奋地问,“王先生,这是士燕的主意还是你的意思?这小子,跟我玩心机!”

  “当然是他的主意!是他选定了学校并做了详细的规划,请我参考,并请我代为传话,既是消除你对我难以承受的顾虑,也是向你表明别无选择的决心。”王楚雄说到这里突然放开嗓子,“哎,他就在前园,要不要喊他进来?”

  “这里也没有外人,让他见见他爸当年这些生死与共的患难叔伯们!”徐登云也亮开嗓门。

  “各位叔叔伯伯在上,请受侄儿徐士燕一拜!”徐君虎早就听出了端倪,听父亲一说,立马就赶了过来,往茶亭下面哐当一声就跪下了。

  各位赏花叔伯面面相觑,进而竞相走下亭子去扶徐君虎起来。

  “恕侄儿不从!”徐君虎执拗的跪着,“请各位作证,我徐士燕值此国家危亡多难之秋,不敢稍有懒惰懈怠,立志去长沙读书知识救国,学成以后为国分忧,誓将鞑虏驱出中国,必使国民过上好日子!如碌碌而过,决不厚颜回见‘江东叔伯’!”

  “志向高远!登云兄,此子可嘉,徐府之幸,我等兄弟之幸啊!”在场人无不啧啧称羡、颔首附和。

  徐登云通过长沙的朋友再三打探求证,都说龚心印筹办的私立初中“育才”师资雄厚,又实行军事化管理,德艺双修,培养了大批人才,一时求者济济,门庭若市。他还耽心徐士燕考不上,还多方疏通,以便急用;又叫王秀才从县城请来刚从美国滨湖大学回乡的李楚林为徐君虎强补英语和数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小灶”,徐君虎信心满满,于1921年下半年,义无反顾的踏上了长沙的求学之路。

  二

  长沙的育才中学是1910年由益阳罗德源、浏阳贝允昕、邵阳贺寅午等共同捐款发起,成立校董会。校址选在长沙市乐道古巷复圣庙,定名为湖南私立育才中学堂,公推罗德源为校长。于当年10月1日开学,开办中学预科班和小学教师培训班。后因经费紧张,适逢曾在辛亥革命期间与熊亨瀚等组建“援鄂敢死队”、又是湖南驱逐张敬尧运动的急先锋龚心印留日回国,他和妻子汤君勗都热心教育,又把老家100多亩田产变卖加盟,把学校迁到了长沙的识字岭。其办学宗旨和理念超前,又有很多留学生参与,使学校如虎添翼,声名鹊起。从该校的校歌“系我育才,夤宇轩昂;麓山西峙,洞庭遥望;本先觉之精神,宏教泽于三湘;作人造势,示以周行;进德修业,不愆不忘;乐群英之蒸蔚,咸特产之珪璋;任重致远,系国苞桑;猗与盛哉,我校之光”便可见一斑。当时湖南有一家很有影响的《湖南通俗教育报》,报纸长期宣传进步思想,倡导新学,反对军阀宰割湖南。而报馆馆长何叔衡、总编辑谢觉哉,他们与育才中学的渊源很深,龚心印、熊亨瀚也是该报馆的重要成员。1921年6月,时任《湖南通俗日报》(原《湖南通俗教育报》)馆长的何叔衡与毛泽东要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龚心印接任报馆馆长,此后又担任育才中学的校长。北伐战争期间,龚心印因思想激进,一直同情、支持革命,被主政湖南的军阀赵恒惕通缉,只得流亡日本以洗马为生;回国后的第二年(即1929年),他加盟湘军独立第一旅,任少将政治部主任;同年底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党代表兼政训处处长。惊人巧合的是,几乎同期的1927年,徐君虎从莫斯科回国,先在国民革命军第2军教导师任机要秘书,第二年

  (1928年)即升任第13军(后改为14军)政治部代理主任(少将)。这是后话。

  1921年9月,徐君虎觉得“徐士燕”太过文弱,改名“徐虎”,取意“虎虎生威、出类拔萃”。他以优异的文化成绩名列前茅,但还要过体能和面试关才能最后确定是否录取。在体能环节,他以父亲教他的一套完美的“湘军巫家拳”(集南少林和武当内家拳之妙)赢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校董龚心印和著名职业革命家、辛亥革命期间组织学生“旅鄂敢死队”的重要策划人、新任教导主任熊亨瀚亲自面试徐君虎。

  龚心印曾留学日本,崇尚武士道精神。平日里在操场上出现必穿戎装、扎皮腰带、打绑腿,一幅十足的军人模样。只见他站到徐君虎面前足足打量了数秒钟,然后问:“你是湘军子弟?”

  “龚校董,你这话不仅准确!如果把清末湖南出现的地方团练武装统称为湘军,那你说对了;但太平天国起事后,最早在新宁组建团练武装抵御其北进且自成一军、战功卓著的劲旅叫‘楚勇’,后改称‘楚军’。而且归制曾文正公后,依然叫‘新楚军’,始终自成体系。我的父亲是著名的‘楚军’其实也就是‘湘军’创始人江忠源旗下的千总。所以简单地把‘楚军’归隐于‘湘军’那是历史性的错误!”

  “这一点我不完全认同!”龚心印以异样的眼光看着徐君虎,微微颔首着继续说,“其实,湘军的前身就叫‘湘勇’,就是‘湘乡的民团组织’,和‘楚勇’的地位差不多。论时间,新宁楚军较曾国藩的湘军早了好几年;论贡献,一江(江忠源)二刘(刘长佑、刘坤一)足以抵消一个曾国藩。‘湘勇’为何能超越‘楚勇’,进而以‘湘军’统制湖湘团练?这不是几个数字简单叠加那么肤浅的事情,这与后期湘乡的人才辈出和曾国藩的整合驾驭智慧分不开的。”

  “徐虎,你小小年纪敢于叫板历史,敢于对已成定论的结论说‘不’,勇气可嘉!我们‘育才’要定你了!”龚心印高兴地拍了拍徐君虎的肩膀说。

  就这样,他被育才中学录取了。

  龚心印第二年就当了育才中学的校长。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沿山跑马一圈后,天还只有麻麻亮,他就柱着根文明棍挨家挨户叫老师起床。有叫不起的,就用文明棍捅窗户(那时的窗户几乎都是木格子糊纸)。育才的老师们,都是天麻麻亮就起床,以免窗户被捅破。他也主张学生应从小养成不怕艰苦的习性,要求

  每个学生每天都必须早起,然后爬山约一个小时,就是爬学校后面的那座山,从东边爬到山顶(女生可以只爬到山腰)再从西边下山,他自己带着两把木制剑在后面压阵。看似有点残酷,但对锻炼身体、培养意志很有帮助。

  龚心印先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特别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发展。学校办有农场,学生每周两节劳动课,从事蔬菜生产,做到蔬菜自给。学校甚至还喂了几只羊,并定时安排学生放学后割草、摘树叶做饲料。

  育才中学对学生的功课抓得也特别紧,龚校长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写日记,由他来审阅。发现学生有什么问题,他都亲自过问。这倒与政治无关,主要是了解学生的情操和学习状况,及时提示。

  龚心印对教师的教学管得也很严,对个别教学松弛的教师他会毫不客气地训斥,经常解聘后进教师,为此与一些懒惰教师的关系自然不会那么融洽。

  每逢周一,龚校长都要与老师轮流做演讲,期望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教育孩子们爱国救国,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

  全新的教育理念和学教实践,徐君虎仿佛走进了万花园,新奇、实用、严谨、活泼的互动中,他意气风发、信心百倍,不仅认同了龚心印的办学风格,而且心怀天下、关注国事,向自己设定的知识救国的人生目标不断冲刺。

  三

  育才中学的时光是紧张而快乐的。尽管龚心印的军事化管理有点让人吃不消,但他“强身健体”、“体为学用”的理念还是被人接受的;加上熊亨瀚等进步人士在教学中不断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抨击旧势力。同时,他还不断经过选考推荐,让育才、长郡的进步学生源源不断的涌向当时孙中山所在的广东革命根据地,为民主革命输送了大量的生力军。在熊亨瀚看来,“读书岂是抬身价,学剑须当振国魂”(见《示弟》诗);他在《示生》诗中不无骄傲地赞扬他的学生:“衡云莽莽洞庭宽,人杰峥嵘矗两间。今日喜看新一代,闹翻天地造河山。”

  正是受诸如熊亨瀚等进步思想的影响,徐君虎在育才读书期间也不断关心起教室以外的“家国大事”。

  1922年春的长沙,春寒料峭,萧瑟肃杀。军阀连年征战,你方唱罢我方登

  场,刚赶走了“视湖南如私己、任意宰割变卖”的唐继尧,又迎来了唐生智、谭延闿、赵恒惕的相互倾轧和争权夺利,导致百业凋敝,民族工业式微衰落,加上外国势力争相涌入,本土工业乃至交通能源领域也被外国蚕食、挤压得喘不过气来。就拿当时的湘江航运来说,长沙的湘江码头上参与客运和物流货运的除了“国有的”的几膄破烂不堪的小木船,在湘江上横冲直撞的挂着各国旗号的大功率轮船比比皆是。毕竟民族自尊、敝帚自珍的长沙人比没有骨气的“软骨头”多,于是,外国船主纷纷使出绝招去抢客源。比如只要去买船票,同等价格,他还搭送一条羊毛巾来吸引顾客。这样一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并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一场血案的发生。

  一天,一个“软骨头”为了一条小毛巾的小利,去买了一张日本的轮船票,被码头上的工人看到了,就过去把那个“软骨头”围起来一顿好打。“软骨头”为了寻求保护,便拔腿向日本轮船跑去。而码头工人们也穷追不舍,日本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走狗,不惜向中国码头工人开枪射击,打伤了工人数名。

  第二天,全长沙沸腾了,无数仁人志士身先士卒带头发动工、农、兵、学、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育才中学也成了一个小小的火药桶,校长杜心印、教导主任熊亨瀚暗地里支持学生参与游行和抗议活动。徐君虎第一个站出来,在学校召集了“育才中学声援团”,组织了100多学生汇入声讨日本列强的洪流。他们强烈要求惩办凶手,把外国人赶出中国,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并把“育才中学声援团”的旗帜挂上了日本船只的桅杆上,他们爱国无畏的精神鼓舞了长沙人民,活动持续了好几天,最后军阀赵恒惕出动军警镇压,事态才勉强平息。

  声援事件因徐君虎“带头肇事”受到警察局的清算,警局要求校方彻查并予严惩。杜心印和熊亨瀚合议推荐徐君虎报考湖北的旅鄂湖南中学,以避风头。

  这旅鄂湖南中学是1912年4月1日辛亥革命领袖黄兴早年依托湖北武昌蛇山南麓(今武昌阅马场红楼后山)的“湘军祠”(是曾国藩为了给自己的“湘军”死难兄弟招还亡灵而建)创办的,黄兴早年任命辛亥革命的主要策划和参与者、中国同盟会湖北省分会支部书记、他的秘书肖志仁任校长,还创办了校企“湖南强国工艺厂”,为革命和办学校筹措经费。学校以招收湖南进步青年子弟为主。由于黄兴、肖志仁的影响力,加上学校课程设置新颖、教学方法新潮独特,又有

  后来成为“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等一大批有志青年考入黄埔军校和其他高等学府,使学校声名鹊起,被认为是“人才的摇篮”,引得众多湖南青年慕名来考。1916年黄兴病故后,因为学校有湖北湖南商会支持和雄厚校产,湖南省政府一直作为官办学校管理,校长人选要督军钦定。正因为学校名气很大,进校门槛也水涨船高。

  徐君虎为了摆脱湖南官方的纠缠,正式将“徐虎”改名“徐君虎”,并以此名如愿以偿考上了湖北旅鄂湖南中学。

  徐君虎是怀着虔诚的心态进入“旅鄂”的。因为熊亨瀚告诉过他,这里不仅是湖南八方优秀青年的集散地,而且集中了两湖优秀的师资。老师中最著名的有陈潭秋和董必武,他们因为有共同的信念和追求于1919创办了武汉中学,自此武汉中学成为宣传革命、鼓舞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次年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张国恩等在武汉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进步刊物《每周评论》;陈潭秋、董必武同时又在旅鄂湖南中学上课,他们广泛联系武汉地区的学校,发动进步青年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旅鄂湖南中学已经成为进步青年的大本营。

  从长沙到武汉,从龚心印、熊亨瀚到陈潭秋、董必武,在革命导师的呵护指引下,徐君虎不断走向成熟,正逐渐完成从莽撞少年向进步学魁华丽转身的蜕变。

[作者:何  石]
[编辑:杨明]
[来源:中国崀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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