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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学揭示黑暗世界的亮色 曾令超散文的艺术特色
 www.langshan.gov.cn 中国崀山网  2018年03月14日

  在我们文学联谊会这帮盲人作家中,曾令超先生是非常突出的、并让我十分钦佩的一位老大哥。他不仅较早加入了中国作协,还被评为一级作家;他不仅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还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作为全国为数极少的十几位盲人作家中,能被评为一级作家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盲人作家,更是少之又少。

  我和曾先生相识于文学联谊会。会上他很少发言,在与作家交流与互动过程中,他几乎不向作家提问,总是安安静静地听着。在爱妻的搀扶下,他总是安安静静地来,安安静静的走。他越是不发言,就越有一种神秘感。通过午饭后的几句简单地交谈,我了解了一些他的简单情况。他原来是一位法官,在一次与犯罪分子的搏斗中,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拉动了导火索。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他受了重伤。虽说身体保住了,从此光明却离他远去了。在黑暗面前,他没有一丝一毫地退缩。而是勇敢地站了起来。文学就是他胸中永不熄灭的一盏明灯,他年轻的心,年轻的激情被文学重新点燃了,而文学之灯点起的激情火焰越烧越旺。在失明后的30多年里,他手中的笔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一样,再也停不下来了。

  我渴望了解这位良师益友,更渴望读到他的大作。他把自己在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梅柳春光》寄给我,我捧起这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散文集,一篇一篇地读下去,全书展现了71篇丽作,分为六大类,阳光情暖、文苑情馨、热土情深、骨肉情长、陌路情真、光明情结,这情的绚烂色彩纷呈在文中,洋溢在字里。我仿佛置身于春光明媚的百花园,听着鸟语,闻着花香,感受着一股扑面而来的春的气息。品着一壶浓浓的香茶,他笔下流淌出来的文字,不缺乏色彩,也不缺乏温度,更不缺乏激情与诗意的美。

  《水晶石》是一篇有温度,有色彩的散文。他记录了八十年代初期,发生在自己身边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他因公伤在衡阳住院,单位没有汇款来,药眼看就要中断了,妻子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一个素昧平生的弱女子慷慨相助,解决了他一家人的燃眉之急。那位好心人连芳名都没有留下。这篇作品的感人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编造离奇的故事,也没有一味寻求华美的词藻,而是用平时的口吻,老老实实地记下了这件亲身经历的平凡小事,让读者自己从平凡中读出不平凡,这才是作家功力之所在。读过他的几篇作品后,我感觉出作家运用语言一大特色。他喜欢用平实、亲切、口语化的语言,讲述他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个故事,就像老朋友和你聊天儿一样娓娓道来,让你内心里受到感动与震憾。

  《奶奶的脸》是一篇回忆性散文,这样的散文很难写好,为什么?因为写的人太多了。因此,很多作家避开了这样的题材,如果写不出特色来,就形成了费力不讨好的徒劳。作家勇敢地写下了这个题材,在选题上匠心独运,在用材上谨慎小心。奶奶卖掉了平时根本舍不得吃的鸡蛋,给他买了一顶漂亮的帽子。第一次过河,他感到新奇而又兴奋。便摘下帽子,在帽子里放上了几颗小石子,一扬手,便把帽子扔到了河里。看着帽子顺水漂走,他高兴地拍手叫道“划船啦!划船啦!”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他受到了一船人窃窃利言地谴责:有人说,这漂亮的一顶帽子,就这么白白扔到河里了。有的人直接责备他败家子,而有的人则把谴责的锋芒直指他的奶奶。这样惯着孩子,将来能有好结果吗?奶奶竟然连连夸赞他会模仿,这个细节极其生动。奶奶是个没有文化的乡间老人,这个老人似乎懂得儿童心理学。

  回忆奶奶,自然免不了回忆共和国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在反右倾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儿童团把十来岁的“我”当作右倾分子五花大绑。文章写出了奶奶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特点,她怒气冲冲跑进会场,抱起“我”就往外走,到家后三下两下剪断“我”身上的绳索,还安慰我不要怕,天塌不下来。廖廖数语,写出了奶奶作为一个农村女性敢作敢为的鲜明性格特征。

  在人民公社大办食堂的那些年代,为了让病中的孙子能喝上口粥,奶奶抓了两把米,想给瘦得皮包骨头的孙子熬口粥喝,结果在社员大会上受到批斗。这是奶奶个人的悲哀吗?这是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的悲哀。

  作家通过写自己的这个亲人,这个农村小人物,回忆到那个可怕的年代。作家采用以小见大的笔法,写出了那个年代的心酸史,给人们警醒和启示。通过回忆亲人,写出了那个时代,作家的功力非同一般。

  《白果树,我心中的圣树》是一篇田园牧歌式的抒情丽作。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白果树给村子孩子们带来的欢乐,写了白果树下那个美丽的民间传说,写了白果树用它的浓荫,给村民们带来了消暑纳凉的恩泽。而村民们在树荫下开会议事,白果树又见证了那个时代村里的大事小情。文章的结尾处,作家痛惜地写到了白果树被砍伐,成为了建筑仓库的材料。按照当今的说法,这是一整生态文学。在整篇作品的字里行间,写出了作家对家乡故土的一片热爱之情。这真挚的感情很浓,尽管作家离开了小村庄,成为了一名人民法官,他仍然没有忘记脚下培育他成长的这片热土。他痛惜这片白果树被砍伐,这对那个年代愚昧的谴责。我读着这些字里行间透出来的美丽色彩,我在问自己,这是出自一位盲人作家的手笔吗?他连点光感都没有呀!这笔下的色彩从何而来呢?自然来源于他的内心世界。

  《爱的阳光点燃我心空》是一篇令人动容的纪实散文。作家失明后,没有沉沦下去,而是用笔支撑精神,重新站了起来。笔耕十余载,他也想出版自己的文集。如今由于网络的冲击,出书太难了。笔者身边的不少文友,一个个都是笔耕不辍。但出书之难难于上青天,无奈一个个只好选择自掏腰包,一个个自费出书形成了风气。更何况盲人作家出书了。作品记录了他在爱人的搀扶下赶到长沙,找到了省作协党组书记、著名作家谭谈同志。他对盲人出书难问题十分重视,亲笔撰文《送给他一片爱》,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盲人出书伸出援手,捐出善款。谭谈同志的文章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省委常委、宣传部文选德部长的亲切关怀下,作家的第一本散文集《人生在世》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并在省会长沙举办了由省文联、作协、文艺出版社三家联合主办的新书出版座谈会。作家把自己的才情和禀赋隐藏在作品背后,把党和政府对盲人文化事业的关爱与扶持,把这个伟大而又充满变革的时代推到了前台。读了这篇作品,让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是因为作家的文笔呢?还是因为谭主席、文部长的扶盲壮举感动人心呢?我一时半晌说不清楚。笔者本人也是一位盲人业余作者,更是一位干了20年的盲人事业工作者。通过阅读这篇作品,我联想到有关文化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及家庭生活的一系列问题,像文部长、谭主席这样的有扶盲精神的文化领导干部太少了,而热爱生活,试图用文学反映生活,抒发个人情感,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盲人作者并不少。不少盲人作家本身生活条件并不富裕,为自费出书节衣缩食者真的为数不少。读了这篇作品,在羡慕作家遇到了好领导的同时,也让我思索了许多盲人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正是这篇作品的魅力之所在。

  在这本散文集中,《梅柳春光》是一篇重要的作品。因此,这本散文集就用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了书名。文章记述了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和一位盲人作家建立起来的友谊。蒋建国在当市委书记时,就开始关心这位盲人作家的成长,之后升住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再后调往北京、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同盲人作家曾令超先生的交往不仅未间断,反而交往更加频繁,而且更加密切了。他们认识这么多年来,蒋书记一直没有忘记关心这位盲人作家。他为老曾出书联系出版社,打通一个又一个重要环节,为盲人作家的出书销路,直接致函省教委主任,他为了解决盲人作家读书难的问题,不但寄来了电子图书的光盘,又给他送来了盲用听书机。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帮助之外,每年春节来临之际,在作家收到的众多张贺卡中,总有一张是蒋建国书记亲笔写下一首小诗或一两句祝福语,让盲人作家的心里暖烘烘的。整篇作品是一支大爱之歌。我在和文友交流这本集子的读后感时,那位文友说,书中的好几篇作品有一种浓重的粉脂气,我并不这么认为。好的领导就是应该大赞特赞,这体现出满满的正能量。只要这种赞颂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正能量就应该大大的弘扬。一位党的高级干部,一位新闻出版部门的领导,一位心地善良的文化工作者,从内心里设身处地的为盲人作家排忧解难,难道这样的党的好干部不值得大力颂扬吗?这篇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作者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因此我丝毫不怀疑作家的真情实感。如果作家在写作中没有动真情,作品读起来就没有震憾人心的力量。

  《寒冬暖日》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内心深处的不够健康。作者记述了在中国残疾人文学联谊会成立大会上见到中国残联邓朴方主席,与他握手并合影这件喜事。读着读着我自然而然回忆起来了,在国谊宾馆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我也参加了。我和史铁生先生作为北京市的残疾人作家代表,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领导与代表握手、交流、合影时,我却找了个边边沿沿的地方呆着。并不是我对领导有意见,只是我怕别人说闲话,说我拍头、讨好、巴结领导。类似的会议我还真得参加了不少,在领导与会议代表合影时,我总会找一个边边沿沿的地方。这篇《寒冬暖日》用文学的表现形式,用文学原有的震憾力,深深地教育了我,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心灵不够健康。

  《心中不灭的明灯》是一篇悼念文章,悼念的是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郑培民同志。这篇作品和“阳光情暖”栏目里的其他文章一样,充满了阳光、春风、鲜花一类的暖色调。他深切地回忆了他和这位省委副书记多年以来的交往,真是情真意切。在他的整部散文作品中,阳光、春风、鲜花、绿柳成了主色调。在他的作品中,我找不到孤独、寂寞、惶惑、迷茫、苦闷这些字眼。我读过不少当代散文大家的作品,这些字眼并不鲜见。而在《梅柳春光》这部散文集中,连这些字眼的影子都寻找不到。读过作家的四、五篇文章后,我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他的文章里为什么只有暖色调而没有冷色调呢?当我读完整部作品后,我自然而然明白了。他从一个健全人突然之间双目失明了,他一下子掉进了黑暗的深渊。正因为他自强不息,不听任命运的摆布,用一支笔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于是很自然地受到了湖南省各级领导,特别是宣传、文化、新闻出版岗位上领导的关爱与扶持。笔者久居北京,20年来一直兼职从事盲人工作,也一直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当过10多年的新闻记者,自认为对全国的情况了解一些,像曾老师这样受到过多位省、部级领导关注的盲人作家为数少之又少。曾老师是幸运的,这幸运来源于他几十年来的笔耕不辍。一个挣扎着从黑暗里走出来的人,更加渴望对社会与各级领导报恩,他把心中的感动倾诉于笔端,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暖色调的文章,形成了作家情感质朴、充满阳光的散文创作风格。

  在湖南文坛上,五十年代的创作以枙子花派周立波为代表,后来又出现了古华、叶蔚林、谭谈、何立伟等一大批老、中、青年作家。我在曾令超老师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上述作家的影子,这让我十分兴奋。

  读了这本散文集之后,我说了上述的一番外行话。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是不是符合曾老师的心愿?好在我们是文友、兄弟,即使说得不对,曾老师也会原谅我的,就算我向曾老师学习散文创作的一点心得体会吧!

  我在狗年春节放假的几天时间里,一口气读完了《梅柳春光》,美丽的文字,真挚的情感,给我的这个春节增添了喜气与满意。我感谢作家,让我的这个春节过得很有意义。

  注: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作家、评论家、北京市人大代表,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北街4号楼一门1201号,邮编:100026。

[作者:张骥良]
[编辑:陈哲]
[来源:中国崀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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